在2006年3月11日的《贵阳晚报》上看到一则新闻，是一名人大代表披露的学校给学生补课的几大招数。而我则是其一个典型的受害者。新闻全文如下：
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胡平平代表经过多次明察暗访,发现一些学校和教师通常用七种“招数”,逼着学生上补课班。
这些“招数”是:一,日常教学中,故意将一些重点内容在课堂上不讲,留到补习班上讲;
二、在平时课堂上讲辅导课,把新课放到星期六、星期天上;
三、平时考试自己出题,给补课的孩子透题,让他们得高分,给家长、学生造成补课成效大的错觉;
四、冷落不补课的孩子,表情冷漠一点、眼神冷淡一点、把座位往后排一点;
五、互相拉生源。如果上面规定教师不得为本班学生补课,语文老师就对学生说,你数学差要找数学老师补课,数学老师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把学生介绍到语文老师那儿去;
六、如果上面规定公立学校一律不允许办补习班,则找一家社会力量办班,利用别人公章挣自己的钱;
七、如果上面规定不让学校出面组织补课,就搞“年级补课”,让家长委员会或者是几个家长出面写申请,由家长收钱,在外面租房子补,老师还是那些老师、学生还是那些学生。
当过多年中学老师的胡平平代表认为,“补课风”在社会各界的讨伐声中不断“升级”,除教育体制、监管力度等因素外，少数学校和教师的恶意助长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我看了之后非常有感触，因为我是受害者之一，而且现在看来并不是一般的受害者，而应算一个个案。那是我小学毕业，是在1993年了，当时由于成绩优秀，考入了安场中学的93（一）班。这个班是学校当时应用新教材的重点培养的尖子班，尖子班还有二班，这两个班都是真正的尖子生或是关系户，而三班和四班五班都属性傻子班了。
我也许就是一只不愿补课的出头鸟，并不是我不想交钱，而是当时我是一个人在镇上读书，假期本应该就是和父母在一起，应该是自己玩耍的时间。
从初一第二学期开始吧，也许只有补课才能把班里的成绩提高起来。开学前或放假后的两个星期，班主任都组织了补课，收费也就二三十元（具体也记不起了）。可每个假期我都准时放假就跑了，开学就来。而这样做的还有父母和我父母一个单位的余恩塘。
初二下那年，我和余恩塘一直都很努力，特别是数学，老师还没教到的，我和他已经把后面的内容看了，并做了相关的习题内容。因为我们想到这样以后初三的内容就好学了。就这样，我的成绩在尖子班里也排名前十，因为每学期都有成绩排名的。
详细的也不讲了，因为这段事情我本应忘记的，可就是难以忘却。
初二完了，下学期就是初三了，我和余恩塘一如既往的回到了父母身边。初三开学前的补课也没有来。
1995年下半年，报名进初三了。然后意想不到的一件事发生了，我和余恩塘去报名，班主任却这样说，我们班已经在开学前上了新课，比如已经上了“一元二次方程”，这句话我真的忘不了。就是不给我们报名，说三班的课程要从头开始，我们去那个班上到，以后再转过来。也许我们人太小，也许根本就不知道这句话本来就存在逻辑错误。
我一到三班来，班主任就立马选我为学习委员。学习了一段时间，发现这个班根本就没几个想读书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事都有。而且我在这个班遇到一个妒忌我如仇的一个人，严重影响了学习。后来给学校的校长讲了我什么时候转过去，话都说得非常漂亮，可是谁都没行动。就这样一学期就完了。
进入初三第二学期，要报名了，可是余恩塘死活都不读了。他比我大三岁，也许成熟得早看得比较透彻。于是就我一个人在班里了。他也是后来我毕业的时候就来拿了个毕业证。快中考了本来是学习很紧的，可是傻子班就是傻子班，学校就是不会重视的。我就自己买了许多辅导书来看，可是环境及心理上的打击是不容忽视的。再怎么看怎么学都达不到要求而且更是放松了自己，面对的前途也是一片茫然。
中考时间到了，由于自己关系不到位，排位置在靠门第一个，而其他的关系户同学却是在后面，而且是在高手后面。在前两年和某同学谈起这事，才知老师也参与了作弊。二次考试的结果也在想像之中，高中倒是考上了，离中师分数线有30分之差，而关系户有钱的也许这也算不了什么，要读中师跑跑就搞定了。
由于家庭的一些原因，我没有选择上高中，而中师也是上不成的。于是选择了复读，后来在一个乡中学，学校没有补课，而我却考上了中专，在中专的生涯中每年的奖学金和勤工俭学倒让我省了不少的学费。由于没有园大学梦，打了几年工后，我又来到了大学校园。这些都是后话了。
也许，我的这一生，被补课影响了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