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驻贵阳办事处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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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路军驻贵阳办事处旧址(所在地图位置),即八路军贵阳交通站,位于贵阳市民生路92号,是一处对革命事业作过贡献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物。办事处是座普通居民院落,房屋为木结构,有正房,厢房。正房是三开间带矮楼的平房,房前有院坝,房侧有水进。袁超俊(即严金超)任办事处主任。1939-1940年期间,办事处接待过周恩来的父亲,邓颖超的母亲,李克农等同志的家属以及新四军的大批干部,叶俞英同志及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都曾在此住过。办事处还曾将大批物资转运延安,接运他散发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他《解放》,《群众》等革命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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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10月,武汉失陷以后,随着南京中国政府西迁重庆,许多工厂、大学和科研机构纷纷西迁至西北和西南。贵阳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以贵阳为连接点的川黔、湘黔、滇黔和黔桂四条公路干线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国统区的动脉。贵阳还是中国抗战后方通往滇缅、滇越公路的必经之路。同时,贵阳也是中国共产党联系华南、华东、西南与中国共产党的总部所在地——延安的重要枢纽。为了防止日寇封锁和切断联系我国西南的交通,保持大后方与延安之间的联系,1938年12月中旬,周恩来决定在贵阳设立交通站,负责转运去重庆的物资和人员,联络中共贵州地下党。1938年12月下旬,经中共中央南方局研究,决定在贵阳设立中国共产党的公开办事机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贵阳交通站。
  中国共产党利用国民党允许中共在国统区设立公开军事机构的条件,派原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副官长袁超俊率领一批人员,到贵阳设立交通站。因为袁超俊在贵阳达德学校上过学,在贵阳有一些老关系可以利用。1938年底,袁超俊等人在黄齐生和达德学校校长曾俊侯等人的协助下,开始筹设交通站的工作。1939年1月3日,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正式挂牌成立。交通站暂借达德学校独狮子(今醒狮路)男中部教室办公。交通站由袁超俊站长负责,很快做了一些前期准备工作。
  建站不久,袁超俊应黄齐生先生要求,曾到疏散至摆郎乡的达德学校去给师生讲述过抗战形势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交通站不断将中共中央的文件和机关刊物《解放》、《群众》等运到贵阳,交由中共贵州省工委组织散发,还运入了一批由苏联外文出版社用中文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政治经济学》等理论书籍。1939年初,徐特立同志路过贵阳去重庆,袁超俊请徐特立给达德学校的师生以及贵阳的一些中上层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讲国际、国内形势,鼓励大家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树立革命人生观。在1939年至1940年间,交通站曾物色和动员了一些医务人员、进步青年到抗日根据地。其中,医生李志中、沈元晖夫妇和鲁中俊、解崇璋等,从贵阳去到解放区后发挥了很好的作用。通过与红十字会、资源委员会上层人士的接触,在物资和运力上也争取到一些支持。
  1939年上半年,交通站及时地将从武汉、长沙、衡阳、桂林等地撤退下来的物资、档案材料以及由越南方面运来的药品、武器和其他物资分别转运到西安和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1939年7至8月,交通站转运了八路军的150多车各种战略物资和生活用品,还转运了宋庆龄、何香凝、廖承志等从香港和国外华侨中募捐来的大批药品、医疗器材、救济难民的衣物、毛毯,救济儿童的衣物以及无线电通信器材等。
  1939年冬,袁超俊与红十字会会长林可胜交涉,得到红十字总会中共特别支部的积极配合,又得到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女士的积极协助,林可胜同意捐赠一批药品和医疗器材给八路军,并由红十字会的运输队协助运送。当时,恰值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巴吉尔为首的“英国援华团”携带十吨医疗器械和药品到贵阳,林可胜决定将这批物资捐送八路军,并派人帮助运输至延安总部。
  贵阳交通站当时是南来北往及往华东去新四军总部的必经之地,也是去延安的重要通道。贵阳交通站转送、接待过张云逸、张鼎臣、古大存、叶挺、袁国平、饶漱石、陆璀夫妇等大批新四军干部,因工作出色,受到叶挺军长的表扬;交通站还转送了一些地下党撤退的同志;一些文化人、华侨、港澳同胞及干部家属;接待过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人胡志明。交通站同时还担负了组织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等地归国参加抗战的华侨,把他们组成运输队,完成中国共产党交给的运输物资的任务。
  当时,中共一些领导人的家属为了避免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而转移至贵州,如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李克农的父母、博古的小女儿等人,都由贵阳交通站妥善安排到贵阳附近的青岩居住达两年之久。在这段时间内,袁超俊每月都骑自行车去青岩,送生活费及书报给他们。
  皖南事变后,1941年1月22日,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被国民党查封。八路军贵阳交通站从1939年1月3日成立至1941年1月22日,历时两年多。在这段时间内,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军需物资运输、人员转送、统战工作、青年工作、家属工作等方面都做得很有成绩,很好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同时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中共地方党组织的工作,在白色恐怖条件下,为坚持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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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11月,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撤往武汉前的工作人员合影。
  右起:叶剑英、袁超俊、童小鹏、齐光、康一民、博古、李应吉、李克农、吴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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