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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十年代的路上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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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是一个巨变的十年,它是突兀在历史闸口的坐标,它象征着光荣与梦想,抗争与奋斗!“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世纪,却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进入历史或进入正在叙述这个世纪的文学史”。编撰本书,是希望把一个世纪中最富有激情的十年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完成一场集体的追忆盛宴。 …

(一)八十年代乡下童年记忆——放牛、抓鱼、打猪草

八十年代乡下童年记忆——放牛、抓鱼、打猪草
曾经有段很经典的对话,一个记者问一个放牛娃“你在做什么?”“放牛。”“放牛做什么?”“挣钱。”“挣钱做什么?”“找老婆。”“找老婆做什么?”“生娃。”“生娃做什么?”“放牛。”撇开一些大道理不谈,我觉得那个放牛娃还是幸福的。他最大的幸福就是“只缘身在此山中”,一个在山风野径中行走的人,也许更容易获得恒常的欢乐。

放牛是件很惬意的事情。放学后,背个拾柴禾的背篓,偷偷往裤袋里塞本小人书,便牵着牛往后山上走。山坡上一些零星的野花兀自开着,山风习习,拂在脸上有种说不出的爽意。我们拿着牛鞭一路拍打,甩手过处那些枝叶应声而落。来到一片绿草茵茵的山洼,我们把牛放开,让它们自由地在草丛中享受“自助餐”,我们就坐在草丛里,或看小人书,或透过树叶看天上的云。女孩们用无名花瓣小心地涂着指甲,再笑着举起白嫩嫩的手指,放在阳光底下看。夕阳渐渐隐入山那边的时候,我们也得回家了,黄牛和水牛们都吃得肚子圆鼓鼓的,我们自然要帮它们消化消化:挺身上牛,骑牛回家。一丁点大的小屁孩也不甘示弱,跳着跃着就往大水牛身上爬,往往快大功告成的时候,一得意便失手摔了下来,伙伴们的哄笑声在山谷间洒了一地,淹没了小屁孩摔在地上的沉闷声响。“落马者”噘着嘴,不敢喊痛,咬咬牙继续完成未竟的事业,最后实在爬不上去了,甩甩牛鞭,对着大水牛一记猛抽,大水牛瞪着大眼睛看着小主人,一脸的不知所措……一行牧归的人洒下一路笑声,往炊烟袅袅的村庄慢悠悠地晃过去。

那年月,农村的孩子懂事早,天不亮就要起来剁猪草,把鸡食拌好,再生火把昨晚的剩饭放到炕头上热熟。哪天运气好的话,能在鸡笼底下拣两粒鸡蛋,打在稀粥里搅着吃,那精神能抖擞一上午。再在兜里揣上两个干馍儿,留着中午当饭吃,然后赶几里地到村外上学去。那时候,嘴里实在是淡得慌,学校的伙食也是没点油星儿。我们就邀上几个哥们,一伙人浩浩荡荡地到河边抓鱼去。大家撬了教室门窗上的铁钉,用石块砸扁了当吊钩儿,蚯蚓是就地取材,随便翻两块稀泥就能挖一大瓶子。那会儿人脑子特单纯,用鱼雷炸鱼的人很少,污染也少,不像现在,又是电网捞,又是撒诱饵,鱼捞上来全变成畸形的了。我们用泥巴把下游的沟子堵上,扯张破网把水截住,撒上蚯蚓,就等鱼上钩了。现在回过头瞧,这方法特笨,真有点姜太公钓鱼的架势了。不过,那鱼却扭着屁股扑棱棱全扎到里面去了,大概它们舍不得进化,就是等着救济我们那几张馋嘴的。大家伙高兴得要命,立马分工下去,谁谁谁扒拉茅草起火,谁谁谁为我们可怜的鱼儿开膛破肚,几个毛孩子叽里咕噜地操着方言,都准备着要大干一场。终于,一切准备就绪了,大家把鱼穿在削尖的木棍上,用文火细细地烤,那些鱼仰了身子躺在棍尖上,颤抖着,嗤嗤地响。有时候我们没舍得吃完,偷偷地用报纸包了,带回家留给姊妹们分享。有次我把一只烤得过熟的小虾分给邻居小黑吃,他感激地凑上来,羞赧地咬了一小口,然后就捂着嘴一直不说话了。我自己试着尝了尝,咸得要呛出泪来。打那以后,每当有好东西,哪怕是一粒水果糖,我第一个都会想起他。

那会儿村里家家户户都养猪,没其他活路啊,一年到头就盼着它们出栏那一天。猪千万不要得瘟疫,否则一年的劳碌全打水漂去了。那时候没什么“猪快长”之类的猪饲料,猪全靠猪草养大的,猪肉也特别好吃,家里小孩子每天放学后都得为猪草而忙碌。其实,养猪并不能分担什么家用,却让大家多了个盼头,卖了猪,一叠钞票在手,那就是实打实的幸福。

(二)八十年代城市童年记忆——打巷战、玩街机、跳霹雳
八十年代城市童年记忆——打巷战、玩街机、跳霹雳
现代的都市生活教我们学会狡猾,人和人之间互相猜疑,彼此伤害。于是,我们常常缅怀失落已久的童年,也只有童年是不容记忆篡改的。它像个刚告别子宫的婴孩,骨子里散发着干净清朗的气息,在早春的阳光下含泪带笑。

一直以为,在八十年代,迷恋巷战的孩子是迷途于人间的天使。他们狂热地舞动着双手,挑着棍棒在空中劈打,口中念念有词,变形的人声响彻逼仄的小巷。武器自然是随手拈来,脱毛的扫帚,折断的竹棍,连居委会大妈的小红旗都能派上用场。他一个左勾拳,我一个回马枪,扭着屁股墩儿,自我满足,咿咿呀呀。闹腾得厉害了,连巷尾龇牙咧嘴的公狗都进来撒欢,吓得一帮小毛孩蹬起两脚丫子猛跑。战斗嘛,就得划出个道儿,讲究些江湖规矩。你扮齐天大圣太久了,得换个角色,孩子头就颐指气使地打发你演个半夜三更偷鸡的周扒皮。还有一些面黄肌瘦的小不点,被分派饰演忸怩的摩登女郎。不过,这也难不倒他们,偷偷摸摸地从家里揣出两个蒲坨子塞到胸前,还故意细着嗓子翘起个兰花指,朝你脑门上一戳,乐得我们在破席子上猛打滚。可是我们吵得鸡飞狗跳的,就会引起一些老阿婆的不满,她们故意作出一脸愁苦状,倚在门槛边骂骂咧咧。这老人家都一大把年纪了,你还指望她干吗呢,就像下雨天里揍小孩,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童年就只有一次,也不能光打巷战啊,我们得把那些易碎的激情提炼出来。也幸亏那时候有了街机,我们就这样,一头扎入了火热的生活。记得古龙曾说过,解决事情最古老的方法是用拳头,而那时街机最流行的就属格斗游戏,真正是靠双拳打天下。任天堂在八十年代初就推出了《玛利奥》和《DonkeyKong》,它们可算是动作类游戏的佼佼者。但《街头霸王》一出,天下谁与争锋!在《街霸》中,有速度高,招式利落的春丽;有样子丑陋,但速度惊人的Blanka;有昂藏七尺的摔交高手Zangief;有深谙瑜伽之术,手脚能够随意伸缩的Dhalim;有招式豪迈,发型超酷的Guile;还有日本的相扑高手本田……我们晃着手柄,豆大的汗珠甩落下来,一个王者的身影在眼底飞驰纵横。那会儿一个币只要两毛钱,我们这群穷孩子可真是欣喜若狂,五毛钱往收银台上一摔,装得像个脑满肠肥的大爷。游戏厅里往往机子少高手多,里三层外三层,密密麻麻全是人。我们这些小孩子被惹毛了,耍赖的功夫都用上了,你不让我玩我就跟你死嗑,最终都能杀出条“血路”来。想想当初的疯狂劲儿可真是惹人爱,人就那么单纯地为自己活着了!

可是,也有段日子口袋里实在掏不出个钢蹦儿,我们就自己去找乐子,跑到广场上去跳霹雳。那时满大街流行着迈克尔·杰克逊,一伙人瞪大了眼睛看他踩着月球步向后滑过电视机屏幕……经常有些女孩子穿着宽腿牛仔裤和绷得紧紧的上衣招摇过市,男孩子们则穿着运动衫或当时还少见的T恤衫,露出肌肉,炫耀他们的身段儿。我们晃着通红的脸,双腿劈着叉儿,在嘈杂的广场上欢呼而过。我们自伤却又自恋,果敢地呐喊着,在荷尔蒙的海洋里,展示着我们的欢乐和苦痛。刺耳的音乐,癫狂的人群,火热的太阳照在我们身上,大家对着天空伸出了臂膀……

打巷战、玩街机、跳霹雳,这三段式就是城市生活的血肉,它们可能不够惊心动魄,但我们却真切地知道,自己是怎样平凡而勇敢地生活过。

(三)八十年代街头的一道风景——书摊
八十年代街头的一道风景——书摊
回到八十年代,我们也许都还是些孩子,正在发育和懵懂地成长。大家身上缺少的是现代精神,每天为着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计较,算计着一日三餐的伙食。小孩们连看一场电影都是很奢侈的事,所以,我们所谓的精神食粮就只剩下摆在街头或者蜷缩在旮旯里的书摊。

守摊儿的多半是个老头,面容干瘪,手上一圈儿老年斑,身上还漾着股廉价的香皂味儿。摊底用发黄的塑料薄膜垫着,要不然揣几个敞开口的纸壳箱,大大咧咧地摊在地上,杂七杂八的书就像些没喂饱奶的小孩,光着膀子满面尘土地躺在里面。

那书摊儿倒像个膏药铺子,“阳春白雪”和“文化垃圾”比翼齐飞,只要你想得出,啥货色都有。老爷子半眯着眼睛,咧着嘴儿,坐在摊边招揽顾客。他倒是不着急,晃悠着两腿儿,守株待兔般,等着你自投罗网。

我们自然是不能抵挡这诱惑,两毛钱在手心里攥出了汗,趿着双拖鞋屁颠屁颠地把钱递过去。在预备好的小凳子上坐定了,大家伙儿便任着性子一溜儿地翻找起来。

那会儿的书摊可是良莠不齐,泥沙俱下。高雅的《读者文摘》跟媚俗的“大腿”杂志比肩;严肃的《呐喊》《彷徨》等入世的作品和多样的养生无为的册子同台;国内外经典名著共俏,散文诗歌小品齐名;证券、股票、集邮指南,底下还搭了本新武侠小说;在书摊上既可以翻出大部头的哲学原著,艰深晦涩,佶屈聱牙,也有充斥着色情、凶杀的“洋鬼子”和“假洋鬼子”的下流货色。

当然,咱也就小老百姓一个,山珍海味消受不了,就到这小地摊上打打牙祭,消遣消遣。有人笑谈,物质的食物有高低贵贱之别,燕窝鱼翅之类,尽可以登堂入室,大饼油条则见于街头小摊;精神的食粮也莫不如此,进入艺术圣境,我们见到的是光辉灿烂的名字和思想,而徜徉街头,我们亦可见精神上的风味小吃:地摊文学。

不可否认,书摊里流淌着许多无聊和猎奇的文字,如“无头女尸案”、“拐骗妇女案”、“大贪污受贿犯某某秘事”……可在一个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它带给我们的快乐是纯粹的。

而且,那价格也是便宜,花两毛钱坐一个钟头,就算你磨蹭一下午,那老爷子也顶多一笑而过。书刊杂志可都是打五折的,如果你舍得磨嘴皮子,出手的钱还会压得更低一些。更打紧的是,蹲在街头看书,可以边看风景边享乐子,那种感觉别提有多爽了。迎面走来一个穿绣花对襟短褂的女子,几个小人儿会傻呵呵地低着头,红着小脸评头品足一番。

不过,最好是别下雨,那滋味儿可不好受。老头儿会焦急地抡几片破麻袋没头没脑地罩下来,在雨水的“滋润”下,他脖子上的肉刺纤毫毕现。我们自是抱着脑袋四下逃窜,脸上满是怀念的表情。那老人家可是怪可怜的,顾得了这头又抛不下那头,本来就旧得脱页的书全“泡汤”了。我们在屋檐底下耷拉着眼皮,扬着小脸儿假装很忧郁地看着天,没劲透顶。终于撑到雨过天晴了,大家又欢欢喜喜坐下,放开了喉咙哼两嗓子,继续翻看起被雨水打湿页角的书来。

我们不熬到吃饭时是决不舍得走的,当母亲们手执短鞭的身影出现在街头时,大家才乖乖地作鸟兽散。回过头去向老爷子挤出个鬼脸,看着书摊和他单薄的身子,一起消融在淡淡的夕阳里……

(四)八十年代祝福的方式——写信、电报、明信片、点歌
八十年代祝福的方式——写信、电报、明信片、点歌
在八十年代,车站里送别的哥们儿常说,嗨,到了家就给回封信。而现在他们会说,到了就给一封“妹儿”。那时,写信是最常见的交流方式。想念了,疲累了,需要倾诉了,就洋洋洒洒地写下来,再塞进邮筒寄出去。在八十年代人心里,白纸黑字意味着一种承诺,拿起笔时哪怕片言只语也要字斟句酌。心境与现今看电邮时大不相同,笔尖落纸留下的每一线条都是心灵的跳动,书者的气息与体温也随之附于墨香。如今的年轻人已很难体会,那些书信寄出后甜蜜的思念和焦急的等待,还有收到久盼的书信时那种难以言喻的激动与喜悦。那时,我们常手持素笺,一遍一遍地细读其词句、咀嚼其内容、回味其含意,悠长的欢乐在心底儿化开去。有人说如今是一个即使爱得焦头烂额也不会静下心来写信的时代,年轻一辈将会迷恋键盘超过迷恋笔杆,他们擅长用高科技去获取成功——包括爱情。而那些十多年前迷恋书信的孩子们,早就学会喝着清茶坐在电脑前,倾诉自己的思念。

而如今电报也是可怜得要送入博物馆,快要绝种的物什。那天偶然看到一条新闻,大陆发往澳门的电报由初始的浩浩荡荡锐减到现在的每日一封。这时代变化可真叫大,让人骑驴打马都追赶不上。那时的电报是按字儿给钱的,发的当口得左算计右估量,生怕一不留神多打了两字,可别让人给赚大了。说白了,那会儿就是穷,没钱,换到现在谁还有那工夫瞎计较。看过最经典的电报是这样的:“一别之后,两地相思,说是三四月,却谁知五六年。七弦琴无心弹,八行书无可传,九连环从中折断,十里长亭望眼穿。”那可真叫绝啊,汉代的《两地书》给盗版成那样,那种当时还很奢侈的东西,是最能拍合心上人的温情感动。电报里因为字字珠玑,吝惜笔墨,收发的两个人常常像在玩猜谜或者打双关语游戏。面上一层意思,底下儿还藏着另一层意思,双方一来二去地周旋。也幸好这样的时日并不久长,在现代通信工具的胁迫下,电报迟早会变成故纸堆里的古董。

要说那时祝福的方式,自然少不了那纤细颀长的家伙——明信片。现在只要我们手指轻轻一点,各式各样的电子贺卡便立马在网路上漫天飞。如今不是讲究注意力经济吗?那花花绿绿的电子贺卡倒是挺能抓牢我们眼球的。不过,脑袋随着电脑屏幕晃荡的同时,却少了当年那份心情。呵,套句书面语,那可真叫往昔不堪重提,怀旧而来的伤感只能留给后人咏叹了。又想起,我们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过年过节,兜里都揣着好不容易从父母手里弄来的钞票,欢欢喜喜地奔到街上去买明信片。那么寒的天,冷得人都能掉泪的,却还在一张一张的翻捡,想着那个除夕夜能收到它们的人,心里就似藏着一炉火。也有的实在拿不出钱,就握住彩笔自己动手在硬纸板上绘,一笔一划,思念之情不绝于缕。那一刻,我们潮湿的心情被一种热切的希望鼓舞着,明信片成了牵扯彼此唯一的红线。

对了,“送祝福”还不能落下了电台点歌这事儿,在那个电视仍不普及的年代,点歌自然是我们袒露心事的首选。很多时候,明知对方听不到,还是怀抱着一点小奢望,忐忑地把沉甸甸的祝福送出。而你所祝福的那个人,可能正在某个隐秘的窗帘背后,也可能在某个繁华街道的深处。但还是有很大一部分接受者,会在这城市的一个角落,倾听着空气里飘飘悠悠的声音,轻轻地轻轻地停下来,感动得无以言表。不是有人说吗?生活就像一桌家常晚餐,沾满了油烟味儿,但在生活里摸爬滚打的人们,总会找寻到一个倾诉的渡口——比如点歌。当那些清丽如斯的歌声和祝福,从老旧的收音机里飘出来,我们柔软的神经,顷刻间便被它俘虏了。

昔日各种祝福的方式,在现代化通信的压榨下毁了旧模样。如今的人们一离开电脑和邮件就会变得手足无措,一天不摸键盘就活不下去。就像那歌中所唱的,究竟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这世界改变了我们?!

(五)八十年代的精神偶像——张海迪、赖宁
八十年代的精神偶像——张海迪、赖宁
那是一个五四青年节前夕,一向低调的张海迪上了央视的《艺术人生》节目。有人问她,如果你能站起来的话,你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她说:我想我试试跳舞,真的。这是我内心深处的一种最大的愿望。虽然我这么多年没有跳过舞,但是我一直没有停止生命的舞蹈,我想生命的舞蹈可能比现实的舞蹈更美丽。

这就是张海迪,一个在八十年代声名显赫却有血有肉的人物。她也和常人一样,为了短暂的快乐,愁苦经年。她写小说、画油画、拍电视、唱歌、读硕士……即使前路是荒途险滩,她也没有停止过歌唱。

张海迪三分之二的躯体没有知觉,还得了大面积的褥疮,但她还坚持着写作,一次次扼紧着生命的咽喉。

她曾被誉为“当代保尔”、“八十年代的新雷锋”,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全国典型。她生活不能自理,却自学完了小学、中学全部课程,而且还自学了大学英语专业。后来又坚持学习日语、德语和世界语,翻译了16万字的外文著作和资料。除此之外,她还潜心钻研了《人体解剖学》《内科学》《针灸学》等十几种医学书籍。她用学到的医学知识和针灸技术,为周围群众治病达一万多人次。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坚持!

如今,张海迪已经快五十岁了,从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迈入了沉稳的中年。她自豪地说,我很痛苦,但我一样可以让别人快乐。而有谁想过,这个八十年代的楷模,曾是多么艰难,才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她第一次听说自己得了癌症,甚至感到欣喜,她想自己终于可以解脱了。她曾说过——我最大的快乐便是死亡。但是,在经历那么多常人无法忍受的苦难之后,她却活了下来。这,就是一个奇迹。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记住十多年前的另一个精神偶像——赖宁。无可置疑地,这个只活了十四岁的少年,是我们那个时代的英雄。

1988年,石棉县海子山突然发生山林火灾,为了扑灭山火,挽救山村,保护电视地面卫星接收站的安全,赖宁跑到山上,挥动松枝奋力灭火。高达二三十米的火焰,狂烧猛窜,赖宁和他的伙伴却一次次地冲向火海。这时天色已晚,现场指挥救火的县领导,命令用汽车将参加救火的学生强行送下山。赖宁、周伟、王海等同学也被拉上了车。在车上,有人遗憾地说:“唉,今晚看不成电视剧《再向虎山行》了。”赖宁却风趣地说:“那我们就再向火山行!”一车人都笑了。山间的火势越来越猛,烧焦的枯枝败叶在火焰的冲腾下漫天飞舞,发出噼啪的爆响。天黑了,山陡路滑,风助火势,野火更猖獗了。“我要下去,我要下去!”赖宁跳下了车,王海和周伟也跟着跳了下去。三个人手拿松枝,又一次去迎战烈火。山上的狂风左一股,右一股,撩拨得火焰东奔西窜。9点钟左右,天全黑了。赖宁、王海和周伟三个同学被大火截住了退路。忽然一阵狂风刮来,把离他们10多米的一片大火呼地吹到他们身边。风向一变,赖宁就和同学们失散了。赖宁独自在火中向山上攀登。他的双脚迈开弓步,他的双手紧紧地抱着一棵小树……

大火终于扑灭了。3500余亩森林保住了,卫星电视转播台和石油公司仓库都平安无事了。14日上午,人们在海子山南坡的过火林带中,发现了赖宁的遗体。他,右臂紧紧挽着一棵小松树,额头靠着山坡,眼镜丢失了,左手撑着地,右腿还保持着向上攀登的姿势。

其实,赖宁不仅仅是一个少年英雄,他更是一个孩子。他只是亿万个普通少年中的一员,“对生活充满热情,个性和好奇心极强,酷爱读书和探险,喜欢恶作剧,内心又隐藏着某些痛苦”,可就是这样一个孩子,却影响了中华大地上一亿三千万的少年。

在赖宁去世后的二十年,社会一直没有停息过这样的讨论:我们究竟应不应该教育自己的孩子,无论发生何种灾厄,都要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假如,那只是精卫填海?假如,那只会造成更多无辜生命的陨落?

是的,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而任何无谓的牺牲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扛起一个时代的重任,懂得道义与担当,使赖宁身上的光华一代代薪火相传,让他的精神在烈焰中永生。

也许,这终究是个告别的年代,我们义无反顾地抛弃了旧有的生活秩序,就连英雄本身,也因为太重的神话色彩让人无法留恋。但我们还会珍藏曾经有过的感动,那些八十年代的精神偶像,像一幅幅沾染过时代芬芳的老照片,褪去了崇高,却依然是真实无比。

(六)八十年代过年的记忆——压岁钱、年夜饭、看春节晚会
八十年代过年的记忆——压岁钱、年夜饭、看春节晚会
过年可真是孩儿家的盛宴,不仅一年来肚中的饥懒之虫喂了个饱,口袋儿都连带着沾了光。那发红包的开场白通常是这样的:“哟,小孩子可真乖巧伶俐,来,红包拿好,快快长大。”这当口儿可是最见小孩家的功力,他会装出忸怩的样子,不情不愿地摆着身子。当大人的立马就急了,你不拿可不成,过年过节的,得有个好兆头。接着便是象征性地推推挪挪,一来二去的,搞得双方都有些不甘不忿。那可真叫高手过招,讲究的都是真功夫。最后,真金白银终于落到了孩子手里,当大人的总算松了一口气,很有面子地干咳两声。察言观色可是孩子的特长,他会甩出一大堆祝福的话,强忍住极大的喜悦,脸上依旧是不动声色。可当他慢慢地转过身去,便立马换了一个人,兴奋得涨红了小脸。这是小孩子特有的狡黠,以退为进,推脱中透着股机灵。压岁钱之于八十年代的孩子,就像冷冻的肥猪肉之于六十年代的青年一样,企盼与喜悦彼此纠缠。它们让无数孩子的荷包鼓鼓囊囊,流着香甜的口水做了一宿又一宿的好梦。可惜的是,那红包辗转了几天,还得落到母亲们的口袋里。她们准备好了一大堆酸水向你倾倒,把家里紧巴巴的财政开支一笔一笔地算给你听,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恨不能把心窝儿掏给你看。最后,你只能屈服了,乖乖地把压岁钱送上,就像看着隆隆的列车脱轨,你再不能螳臂当车地挽回一样。

收压岁钱之前全家还得张罗着年夜饭。男女老少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做酸辣鱼汤,我就做韭菜饺子……1983年的时候,富强粉、小杂豆、花生米、黄油等都还是限量供应。那之后,便取消了凭票采购,老百姓年夜的餐桌开始丰富起来,糖醋排骨、酥红的扣肉、猪下水、粉条肠子……满满当当地摆了一桌。远游他乡的儿女,终于回家收割故乡的“麦田”,坐在桌前喜孜孜地望着年迈的父母,一杯杯烈酒下肚,呛红了彼此的脸。年夜饭象征着美满团圆,是心与心交接的所在。什么世事无常,盛宴必散被大家通通抛诸脑后,觥筹交错伴着焰火声声,酒杯一碰便又是一个人生。春联窗花贴上了,老人儿女团聚了,喜气在屋子每一个角落漾溢开来。大家伙儿交换着一年来的家长里短,不断蹦涌出来的新鲜事儿在一拨拨人的舌间上翻江倒海。年夜饭还是人性的复归,无论我们走得多远,多匆促,心里都割舍不了自己的家园。我们嚼着白米饭,用言语和欢笑互相温暖,肚子里的孤独和焦渴被饭菜填满了,喉头的哽咽也被一杯温酒稀释掉。那种家人间的体贴和感动,用任何语言来描摹都是苍白的。

在八十年代,吃年夜饭,看春节晚会,拿压岁钱可是一件都不能少。1983年开始,春节联欢晚会开始了现场直播,当年给观众留下印象最深的节目当属王景愚绕着桌子“吃鸡”,而李谷一一口气唱了《乡恋》等七首歌曲。之后,陈佩斯“吃面条”的成功使小品成了气候,《我的中国心》全国传唱,《难忘今宵》几乎成了后来每届晚会的结束曲……那会儿可不像现在,一家人上酒楼,吃吃喝喝,完事就拍屁股走人,没一点儿气氛。我们一边包团圆饺子吃年夜饭,一边看春节晚会,瞅着屏幕上的曲艺明星直乐。这成了大伙儿约定俗成的过年方式,有学者还美其名曰“新民俗”。

可惜的是,如今许多城市里听不到鞭炮声了,过年也已变成一种迫不得已的习惯。物质把我们恒常的生活方式摧毁了,我们玩蹦的,吃酒席,看焰火,最终在繁华的城市里,走丢了自己的路。

(七)八十年代的校园记忆——眼保健操、三八线、戴小红花
八十年代的校园记忆——眼保健操、三八线、戴小红花
张广天在人民大学做讲演时说,在八十年代,《眼保健操》一类的教育唱片,每个学校都要买一张。那个销售量足以让宝丽金和华纳唱片甘败下风,什么马莉亚·凯瑞、杰克逊、麦当娜,没有一个人可以跟我们《眼保健操》打擂台的。这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却也侃出了那个年代的真实状况。眼保健操是我们枯燥课堂中一个优雅的隔断,可它那咿咿呀呀的声音总带着些陈年酸腐味,给人以未老先衰的错觉。老师走后,我们这些耐不住寂寞的毛孩子,便开始在逼仄的桌椅间进行节奏性的狂欢。踢一踢前边穿花裙小女生的椅子,扯扯她翘得老高的羊角辫子,然后示威似的吹着口哨儿。她们刷地羞红了脸,委屈得想哭,偏着脑袋揉住眼眶儿挤了好久,可眼泪最终没有掉下来。如果换到现在,激素过多的女孩儿保准哑着小嫩嗓,说声:“哎,做女人好难!”那会儿她们没辙啊,就自己怜惜自己说:“王小虎(或者赵小羊),真坏,欺负人家,我要跑办公室告你去。”那种不经意爆发的天真真是惹人爱,虎头虎脑的小男孩瞧得傻了眼,胸中陡地升起一股暖意,却又假装满不在乎地操练其他活计去了。而那几十年不变的开场白“为革命——保护视力——眼保健操开始”就像熟悉而陈旧的电视广告,带着点煽情的意味,却和眼泪、欢笑、小撕扯、小打闹完美地交结在一起,成为那个时代最温情的表征。

而当时公认最好玩的事儿还属“三八线”。男生们同桌自然不会滋生什么龌龊,大家互道“兄弟”或者“哥们儿”,有争吵也是小打小闹就过去了。而男女孩共处一桌那可就复杂多了,非得折腾个昏天暗地方才罢休。为表示男女有别,桌上儿就得泾渭分明,画出道“楚河汉界”来,你要越界咱可就兵戎相见了。孩儿家的心思真叫人琢磨不透,表面上懊恼你越界,可又巴不得你快点放马过来,这样方才玩得轰烈。三八线上得垒着几本书,要不就用削尖的铅笔和蘸了墨的钢笔芯儿充数,场面貌似无聊,可那份紧张劲儿,确是一分一厘都马虎不得。总有那么几回,一方听课入了迷,放松了阶级斗争的弦,战火就立马在边境上烧起来。吃了亏的自然不服,扭着屁股墩儿耍赖,说不算,得重来。“什么,重来?咽下去的烂茶渣你还能给我吐出来吗?”拌嘴皮儿谁不会?“你弄疼我了,就是不算!”“不算?你可别耍赖,以为我还治不了你了!”越界的自知理亏,作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改用舌头耍起花枪来了:“你别得意,我瞅到你妈昨儿买菜多拽了别人一把油菜苗子。”“你瞎说,我还瞧见你老爸穿西服从来不脱商标儿!”这一来二去,拌嘴就上升到了人身攻击,吵到最后,双方都有点气结,耸着鼻翼干瞪眼儿。

可也有让人暂时撇下争斗,沉浸在光荣与梦想里的时候,那就是戴小红花。这是当年最值得怀念的事了,其功效等同于《白毛女》中,老爷子在大雪天扯给喜儿的二尺红头绳。看着胸前别着的一朵纸花儿,那份自豪与荣耀之情,是如今后工业时代下的新新人类永远体会不了的。那会儿我们思想真单纯得厉害,除了埋头用功,就没多大奢侈和盼望了。男女孩子交往还不频繁,剩下的就全是眼前的欢乐:周末戴一朵红花儿,迎着他人的艳羡,趾高气扬地回家。可毕竟僧多肉少,你有了我可能就消受不了,大家伙儿的利益是相悖的。所以我们都得耍些小伎俩,为自己争取一下。于是就有人一天拣了三次钢蹦儿交公的,有人硬扶着老太儿过马路的,还有人拉着扯着非要为孕妇让座儿的。这下可真是热闹了,一堆的好人好事让老师听得头皮发麻。这些小手段和小聪明,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是令人心酸的。过分地自我保护和争取,是因为大家在那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一件本来如此美好的事,却成了我们童年里的阴霾,给愉悦的成长抹上了几分功利和凄凉。

现在,孩子们再也不会迷恋以往单纯的小幸福,他们吃汉堡,听walk-man穿非常鲜艳非常酷的衣服,并且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经营自己的爱情,那些过去了的,只能留待上一辈人来怀念。

(八)八十年代的课余生活——贴纸、摘抄本、记日记、手抄歌本
八十年代的课余生活——贴纸、摘抄本、记日记、手抄歌本
长沟流月,岁月无声。老旧的贴纸被磨损得卷了边,就像没电的瓦斯灯泡在昏暗的屋子里忽闪了一下,一切都消遁在回忆里。当年喜爱的翁美玲、小虎队现在去了哪里?当年那个在暴雨里,拿着湿透的贴纸大声哭泣的小男孩又去了哪里?又想起了揣着母亲零碎的毛票找寻明星贴纸的旧时光。当初最爱的是翁美玲,那一个从《射雕》中走出,长着兔牙,笑起来满面生辉的矮个女子。因为得之不易,心里是忐忑的,隐约有对明天就可能失去它的恐惧。接着便是周润发,他用暧昧的眼神,风尘而又有点嚣张地占据着整个时代的荧幕。可是他的贴纸一直没舍得贴,压在枕头下,伴着我们带着浪漫的色彩日夜做梦。还有唱着《蝴蝶》追赶童年的小虎队,他们的玉照被工整地贴在课本里,孩子们翻来覆去地摸索,在风里笑得凉了牙。

之后便是摘抄本大行其道。里面有各种名人语录,如“黑夜之后总会迎来光明”,“梅花香自苦寒来”……除此之外,还有席慕容的朦胧诗,惠特曼的《草叶集》,《马雅科夫斯基诗选》……大段大段煽情的文字,我们抱着摘抄本坐在菩提树下高唱着精神赞歌,自己把自己感动得热泪盈眶。想起来有些好笑,我们也跟着奔走在诗歌文化的最前线,让所有狂欢的语言在本子里奔涌而出。当时的摘抄本很简陋,一块硬纸板,中间夹一叠发黄的稿纸,还有许多就是手工装订的,稿纸头印着“某某单位”,“某某供销社”的字样……但那时我们就是逼着自己去热爱,较着劲儿倾听一个个诗人和老学究们的声音,在摘抄本里把它们歌唱出来。呵呵,这段经历,还真得感谢这些码字儿的精英们。

不过,当年的十八般武艺,真保留到现在的也只剩下记日记了。日记是每天都不能遗漏的,有些附庸文雅,还有点小孩子特有的忧郁和天真。也有老师安排下的任务,于是我们就“起床——洗脸——喝粥——吵嘴——上学——挤公车——吃饭——睡觉”一路写下来,凡是能够想到的全部往里面砸,活脱脱一本隐私大全。“小花猫扑闪扑闪着大眼睛,瞪着木木的老鼠,花猫真是可爱,它竟然喜欢吃老鼠,它大概真的想吃老鼠,天啊,它真的把老鼠给吃了。”这样好玩的日记留到现在那可就成了珍品,每个细节都是对琐碎人生的表达,它们清晰地记录了一个少年颠簸的行程。日记似包容巨大的器皿,记下了那些美丽的心情。这样做不是为了感动谁,只是在倾诉过后,可以卸下一点沉疴,在风雨交加的夜里,安心地入睡。

最后,得侃一侃八十年代时髦的手抄歌本。那会儿我们的破嗓子是专门用来吓狼的,正儿八经的调子给我们一唱,跟一街角骂人的怨妇似的。但你不让我唱你还能禁止我抄吗?《我是一只来自北方的狼》《月亮代表我的心》《星星点灯》《鹿港小镇》……我们唱着这懒洋洋的青春,等着有一天血脉像山洪般喷张。翻看歌本就是一场奇妙的旅行,灵魂在各个歌手的声带上游弋,我们就用这种方式为自己的年轻骄傲着。手抄歌本就像一锅黏稠的老汤,油盐酱醋,山珍海味,民间的,流行的全混在里面了,且行且歌,那才叫真正的生活啊。我们用舌头呼喊着一个个歌手的名字,唱着一首首注定老去的歌谣,各式蹩脚的普通话夹杂在一起,音符从嘴角带着唾沫咆哮出来,真是爽得没边了。

现在,你要再跟时髦小青年们谈论起当时的种种,他们没准会扔过来板砖一样的言语:“嗨,我说哥们儿,还是一边儿凉快去吧!”

(九)八十年代的童年游戏——过家家、丢沙包、跳橡皮筋
八十年代的童年游戏——过家家、丢沙包、跳橡皮筋
八十年代的童年是与各种漫漶的风景拼贴在一起的:天井、巷弄、阁楼、老虎天窗、山坡、金黄的麦田、悠闲游弋的猪……我们像掌握了自然奥秘的孩子,在这样广阔的天地里开始了自己的游戏。

那会儿最爱玩的是过家家。一群孩子在小河边或者天井旁吵吵嚷嚷,做出煞有介事的样子,俨然进入了安恬的梦土。道具也是纷繁杂芜:狗尾巴草、玫瑰叶片、塑料小锅小碗、铝制刀叉、妈妈的花裙子、红肚兜、绿围脖……一切准备就绪,几个小人儿便开始做着粉红色的梦,导演我们自己的故事。

常常是关于爱情,你轻轻掀起我的红盖头,朝我眼里呵着气,你做我的新郎倌,我是你望断秋水的小新娘。有那么几秒钟,大家都感动得眼眶儿发潮,静静地别过脸去,说是被露水打湿了眼睛。这真是小孩子才有的天真和伎俩。也常常会出现争吵,大家都仗着年小,不肯委屈了自己,嘴皮子拌不过就改用手脚。于是,刚才还在做“儿子”的抽起了“老子”,做“孙子”的把“祖父”打得满地找牙。不过,打归打,一把鼻涕一把泪后,哥儿几个都耐不住寂寞,涎着脸又玩到了一起。

对了,大伙儿还玩丢沙包,这可不光是女孩儿家的游戏。找一块粗布,拾掇点儿细沙,让隔壁那满脸皱纹的老大妈用针线缝好,小沙包就做成了。我们凑齐了人数,在骑楼底下就开了战。玩的人需要一点野心,更需要耐心与定力。那沙包神出鬼没,你用手接着了,就可以多一条“性命”,但若砸到你肩膀或屁股,就只能缩紧了脑袋,乖乖儿出局。常有些冤家路窄的,扔的人便不管三七二十一,抡圆了劲往对方猛砸,身子骨单薄点的,非得晕了过去。更残酷的是,兄弟两个,一人砸一人躲,手下见的可是真招,一个闪失,可就成了“骨肉相残”,即使胜利也带了些绞痛。小孩子家,自然会有耍赖,干吗就属我倒霉,也得给我一个翻身的机会,让我上场显显身手。可其他人就是不干,摇着脑袋瓜儿挥舞着一双小拳头,满口的文艺腔:“你得遵守游戏规则!游戏规则,你懂不?”不过,如果是女孩子,那可就另当别论。因为就算最痞的男生,也懂得怜香惜玉。这个小插曲,倒为我们疯狂的游戏添上了浪漫的一笔。

之后又流行起跳皮筋。皮筋通常是用废自行车外带剪成的,最高档的是用医院的胶皮管做的,结实,弹性好。女孩子扎着马尾巴辫,穿了花裙子在地板上一蹦一蹦,看得我们心窝儿发暖。撩人的节奏得伴着儿歌,“马兰开花二十一……”最经典的是“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这一唱可真是轻逸风雅。她们的花裙子在风里一转,再一转,整个夏天的黄昏在翩飞的裙裾中搅动。皮筋是不计人数的,三人十人都能跳,人多了就来个集体大合唱,热闹非凡。它的高度可从垂手,腰间,耳边一直升上去,跳的花样也杂:单腿跳、双腿跳、三步跳、四步跳……输了就换拨儿。她们简直玩疯了,女孩儿的矜持全抛到一边,一年跳破了几双鞋!这游戏虽说是女生的专利,也有些细皮嫩肉的男孩子愣头愣脑地加入进去。

抓泥鳅、惹蜜蜂、逮蛐蛐、翻螃蟹、滚铁环、荡秋千、打水漂儿、撞撇拐、背缸倒缸……我们那时可是来者不拒,有啥玩啥。大概,只有年少时才不会像大人一样,面对残酷的生活,感觉到撕心裂肺的疼痛,而我们青涩凛冽的一季,就在这晃晃悠悠中,轻轻地滑过去了。

(十)八十年代的经典零食——冰棍、爆米花、泡泡糖
八十年代的经典零食——冰棍、爆米花、泡泡糖
从中年回到十多岁的童年是一场跋涉,路上得经历很多记忆缺失的断层,旅途艰难。但我们要告诉自己,学会坚持,且要一步一步地走下去。任何一种心灵的过往我们都无法规避,在愉快而平静的路上,就让大家一起,去找寻那失落已久的天真。

在当时,最可爱的记忆就是吃冰棍了。悠长的吆喝飘过黑而窄的巷弄,飘过老虎天窗,传到我们耳里。心中便按捺不住,可惜翻遍了身上的角角落落,却找不出一枚可以缓解“焦渴”的硬币。于是,想到了在天井里苦作的母亲,她擎着柴刀挥汗如雨。这是那时再熟悉不过的场景,还没能用上煤气灶,家家户户都在烧柴禾,吹火的人常被熏一脸的灰。我们就站在边上,神情恍惚,着三不着两地与母亲搭着话,迟迟不敢提钱的事。冰棍车缓缓地经过家门,眼看就要与它交臂而过。善解人意的母亲终于抬起了头,起茧的手从衣襟里摸出张五毛纸币,抿住干燥的嘴唇笑着说,小鬼头,拿好了。我们趿着拖鞋,追上已经遛到巷底的破车,总算了了一桩心愿。那时,冰棍头的绿豆是最诱人的,兄弟几个都舍不得吃,踮着脚尖举到母亲唇边,她象征性地舔了一口,我们便欢喜地把它装在口盅里,等着它慢慢地溶化掉。闷热的三伏天,知了叫得人发慌,可大家伙儿对着口盅,就那样静静坐着,因为我们小小的心里,都有了企盼。

那会儿我们不光吃冰棍,也馋爆米花。常有个老头在这片旧城区猛晃悠,推一辆绿铁皮小车,上面横一块木板,堆了个嵌有仪表的定时压力锅和几袋饱满的玉米粒子。他张开嗓门一喊,四邻的狗就跟着叫唤起来,那效果根本不用做广告。我们自然也不放过这个机会,拉住大人的臂膀扭捏起来,哭着嚷着要吃爆米花。其实,在八十年代初哪有什么好吃的,搞一顿丰盛点的晚餐还得等到过年过节,大人们也想尝些新鲜的玩意儿。于是,他们便顺势推说嘴淡,拉了撒娇的孩子在边儿上假装轻松地等。老头儿望着渐聚渐多的人,很是得意,连往锅里撒料都加了许多虚妄的手势。砰地一声爆响,揭开锅盖儿,荡起一股混杂着烟火味灼烈的香,舀起来立马可食。大蓬蓬的米花儿捏在手上,或从空中抛到嘴里,一点一点地咀嚼,心头牵扯着绵长的感动。因为弟妹儿多,大家又掩饰了欲望推攘着,后来竟是还在襁褓中的弟弟吃得最多,小嘴儿被撑得直冒泡,大伙沮丧地瞪着眼睛干焦急。小妹因为怕事,等一家人走散后,她才敢挪过来,朝那早已空瘪的袋子小心地摸索,过了很久,她抬起小眼拖着哭腔说:“哥——怎么就没了?”那情那景,真叫人此生难忘。

总觉得,那时的孩子是充满灵性的,特别是对零食有极敏锐的捕捉力:每当那张卑微愁苦的脸从街角探出来,我们就知道卖泡泡糖的老阿婆又来了。与别的小贩不同,她是从不吆喝的。老人家揣着一个大红布口袋,只需在各家各户稍事停留,孩子们便蜂拥了上去。而谁会想到她曾是一个大家闺秀,谁又能预料到如此显赫的门庭会在“文革”中迅速颓败。居民们都很知礼,不会把财物当面给她送去,因为那只是露骨的怜悯与施舍。大人们纷纷掏出钱买糖粒儿,用这种浅显的方式默默地帮衬她,我们便托了福,可以好好地享受一番美味。口香糖讲究的是细嚼慢咽,直到实在没味了,才不甘心地拿到手里把玩。但那玩意儿很粘,捏弄一下便成了黑黝黝的一团,很不雅观。我们便避开了唠叨不停的父母,躲到一边自个儿玩乐去了。它带给我们的快乐非常短暂,但小孩儿家要的就是那份心情。

如今,父母都老了,有次突然听到父亲喃喃地对母亲叨念:“好久没吃过冰棍了,最后的一次享受应该已是三十年前……”才发觉原来年老的父亲,心里竟还藏着这么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愿望。躲在门帘后犯愣的我,忍不住心里发酸。童年的零食现在早就不时兴了,只是不知多年以后,那些立在屋前等我们的人,是否依然在?

(十一)八十年代的婚礼——吃喜糖、“三转一响”、黑白结婚照
八十年代的婚礼——吃喜糖、“三转一响”、黑白结婚照
八十年代的婚姻像贴在毛玻璃上的窗花,被水一冲,便淡了颜色,却又是不甘不忿的样子。它带了点温情,却又有些伤人肺腑,成为那个时代最别致的风情。

那会儿,结婚必备的家什是“三转一响”:缝纫机是“蝴蝶”牌的,自行车是“永久”的,手表是“宝石花”(售价将近100元),架子上还摆了个收音机,在咿咿呀呀地唱着歌。而且,按照祖辈流传下来的规矩,其他方面还得有些讲究:柜子、桌子、椅子加在一起要多少条“腿”,剪出的大红喜字要贴在洞房的横梁上,新娘进屋前得踏过麦秆点着的火……

八十年代初期,年轻人结婚攀比成风,谁家的东西少一点都是很没有面子的事情。可钱就那么多,这个地方多花了,别的地方就要少用。所以就得借债办喜宴,求爷爷告奶奶,姑姑筹一点,舅舅垫着点,然后婚姻的大幕就拉开了。

结婚那天,新郎穿着一件当年很时兴的蓝色中山装,新娘则是一件红颜色的棉袄罩衫,上面绣了些大朵大朵的花。亲朋好友送来的贺礼都是火簇的嫣红打底的,锦被是娇嫩欲滴的玫瑰红,枕套窗帘儿绣了对涟漪里戏水的鸳鸯。这些红带着股张扬味,给婚庆制造了紧张的气息,映得新娘子腮帮耳垂通红。夫妻二人就在敲打声中去了照相馆,拍了一张黑白的大头合影,挂在了洞房的门廊上。

傍晚时分,亲朋好友都陆续到齐了,围坐在桌边高声谈笑。调皮的孩子,在院门外放着花炮追逐打闹。操持婚礼的老阿姨提着贴了红纸的藤蔓篮儿,忙进忙出地发喜糖。大家伙儿高兴地剥开了红红绿绿的糖纸,满口生津,笑着都说好吃。其实,那都是淀粉加红糖,嚼起来怪粘牙,要的只是那份喜气。

之后,喧嚣声褪去,菜便端了上来。粉嫩的扣肉、红烧排骨、清蒸鲤鱼、酥蛋卷儿、爆炒三鲜,堆了满满一桌。桌边上的人惊喜得不知所措,眼睛里要滴出水来。再接着,划拳声,酒杯碰撞声,乡音俚语,响了满耳。

小夫妻轮着桌儿敬酒,新郎气宇轩昂,新娘子则是一副不胜娇羞的样子。空气里有酒花的香,涨鼓鼓的红包一个一个拍在盛酒的盘子上,新娘子端盘子的手便有些打颤,笑得颔了首。喝酒也是象征性的,嘴角儿一抿,悠悠地又洒出几滴,真正下肚的只有少许。

敬完了酒,像打了个阵仗下来,两腿儿发软。可是,还有那么多的事得吩咐关照,夫妻俩精神又抖擞起来。酒菜是怠慢不得的,回别人的吊篮儿得放足了饼干糖果,还有哪个三姑六婆没到,得赶紧让跑腿的捎个信过去。门外还是花炮声声,叫嚣着喜庆与欢腾。新郎还手忙脚乱地陪着客,新娘子抽了个空当,扯扯他不小心弄皱的毛呢裤子,两口子对视着酣笑了起来。

终于等到筵席散了场,小孩子吮着手指,拉住大人的衣襟,心满意足地回家去了。

闹洞房的人还留在大堂里,乐呵呵地等着看热闹。门梁上拴了个苹果,夫妻俩在众人的推攘中,鼻沟儿发红,焦急地干瞪着眼。他俩怜惜地看着对方,四只手握在一起保持着平衡,想使劲又似打在大团的棉花里,完全的不得要领。

最后,好戏收场,亲朋好友一个一个散尽。洞房里只剩下小两口,他们心底有些按捺不住,却傻愣着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他们热切地望着对方,牵着的手握紧了又松开,明明彼此都有一番期待,心里却有些发堵,不知怎么用言语表白。疲累的一天忙乱地过去,新人儿眼角却有些发潮了。

这是八十年代最普通的婚恋一景,很多人就是这样,开始了相濡以沫的生活。

(十二)八十年代的照像馆——黑白照
八十年代的照像馆——黑白照
人真是一个温情的动物,夕阳向晚的街,爬满苔藓的青石板路面,还有窗外如豆的灯火,都可以让我们陷入冗长的惆怅里。当怀旧成为现时的流行主打时,就让我们静下心来,聊聊压在箱底和挂于门棂上的黑白照。

在八十年代,照相还是件很隆重的事。一家人对着木柜子里的梳妆镜,细心地打扮,小孩子用水把前额卷曲的头发贴齐整,把屁股上细密的粉尘拍打掉,妻子用手揉着丈夫打褶的衣领,一扯,再一扯,然后一些蜷曲的线头扑扑地掉下来,她便满意地转过身去,小心翼翼地往自己脸上抹五毛钱一盒的雪花膏。

之后,他们便出发了。穿过这个城市最繁华的街和晶莹的琉璃橱窗,影楼恢弘的身子便凸显出来。一家人推攘了好久,终于站定了,却像是在沙场上摆军姿,满脸凛然的表情。女孩子一般比较怕生,带着几分期待又故作羞涩的样子,在黑洞洞的镜头前憋红了脸。随着喀嚓一声响,尘埃落地,在场的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自然又是回家,大伙儿轻快地踩在铺了绒布的楼梯上,心里像中了头彩,眼角眉梢都被笑意点缀得光彩照人。就这样,一张黑白照诞生了。

关于黑白照,还听一个朋友说过这样一个故事:其母亲在腊月二十八去世了。那天,他们兄妹几个清理他母亲的遗物。在一件破得棉絮都露出来的花袄里,他们翻出一张褪了色的黑白照。那是老两口结婚时拍的,窄窄小小的一张,还被烛台熏得泛了黄。那里面,母亲羞赧地偎依在父亲的肩膀,低低地偏着头。父亲则梳了个当年流行的三七分,头发直而短。他硬挺的衣领翘起来,刚好遮住了母亲脖颈上的一枚胎印。两个人紧张地靠在一起,好像时光在他们身后静止了一百年,有种地老天荒的感觉。朋友说,他从没见过父母如此亲密过,连拉一下手,扯一下衣袖都未曾见过。成长的年代让他们羞于袒露自己的感情,两人就这样静静地厮守,直到如今人去楼空,仅剩下一张黑白照作为见证和依凭。不知道天下还有多少父母像他们那样,只知道在那一刻,朋友立在黑红的棺木旁,拿着那张黑白照,泣不成声。

写到这里,还想起了我的姥姥,这个用小脚在坎坷中奔波了一生的老人。在她九十大寿那天,父亲特地从照相馆请来一位师傅,为姥姥留张影。拍照的时候,姥姥不知所措地搓着手,又不安地摸了摸额角早已松弛的皮肤,再用木发夹把头发小心地别好。她征询似的回过头来看我们,眼神是慌乱的,父亲便急急地跑过去,拭去她衣角上的炭灰,和她并排站在一起。姥姥真的是很高兴,抬手拍了拍父亲的头,光影就在那一瞬间定格。没想到,三天之后,姥姥就过世了。在我们心里,她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献给了油腻腻的灶台和布满蛛网的厨房。那张黑白照是她这辈子拍的第一张相片,也是最后一张。

所以,每一张黑白照都埋藏着一个故事,每一段光阴都诉说着一个人生。那照片里落满了时光噬咬的遗痕,摇晃着我们的一生……

(十三) 八十年代的电脑——DOS时代
八十年代的电脑——DOS时代
歌手朴树在《Newboy》中唱到:“你的老怀表还在转吗?你的旧皮鞋还能穿吗?这儿有一支未来牌香烟,你不想尝尝吗?明天一早,我猜阳光会好。我要把自己打扫,把破旧的全部卖掉。这样多好。快来吧奔腾电脑,让它们代替我来思考。穿新衣裳吧,剪新发型呀,轻松一下,Windows98!”就像歌中所唱的,现在的孩子用奔腾四,Windows98;整天挂在聊天室、Oicq,BBS上,离开了Internet他们就不能活。如果真如新新人类所说的,他们是“Win时代的孩子”,那我们这一八十年代的族群则可大言不惭地称自己为“DOS年代的花儿”。

还记得那些用DOS的时光,纯真而又充满乐趣。也还记得那堆执著而又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哥们儿,曾一个长夜又一个长夜地泡在机房,在DOS下玩着血腥的DOOM和光荣的三国。那时候,我们是自信的,因为我们是最早接触计算机的一批人,在新浪潮的峰头浪尖上起舞,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想起那时最爱看的书是我们的偶像——中国那位大名鼎鼎的程序大师所著的《未公开的DOS秘密》。探索那些危险的中断,编一些小小的游戏和仿Windows界面是我们的最大乐趣。我们甚至可以做一个小小的良性病毒给机房开一个略带惊悚性的小玩笑,或用Debug打开机房的硬盘写保护,让同学不受机房的限制,二十四小时泡在电脑上。

那会儿,我们无所顾忌,因为DOS是公开的,是大家的,所有使用DOS的人都在一个平等的世界里,彼此间相互偎依,披荆斩棘。

当时,我们最早使用的台式机是“苹果”公司的Ⅱ型电脑。1984年起,这个型号的电脑就开始进入中国大陆,然后迅速被大量仿制。“苹果”公司感觉到知识产权受到侵犯,于是不久就从这个市场全线撤退。用现在玩家的眼光来看,那种机型真是非常的笨拙,反映灵敏度简直像一个未进化的“大猩猩”。而这么些年过去,过早退场的“苹果”肯定会为当时鲁莽的决定后悔了,因为中国正版的大半壁江山,已经被强势登陆的微软占尽。

“苹果”与“微软”之间的争斗还有一个小故事:在八十年代,苹果电脑风靡世界,成为全球仅次于IBM的“老二”,处于鼎盛时期的苹果电脑公司自然不把微软瞧在眼里。可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微软依靠其DOS操作系统的OEM战略迅速成长起来,而苹果的Macintosh软件则显得有些日落西山。当时,微软和苹果两大美国IT巨头企业一直处于敌对状态,乔布斯和比尔·盖茨为争夺这一新兴市场的控制权曾展开过空前激烈的“战争”。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微软DOS操作系统的排挤胁迫,苹果电脑几乎濒临死亡的绝境。

这场竞争中,DOS可以说是居功至伟,有点像金庸小说中的“倚天剑”——“倚天在手,谁与争锋!”

在电脑尚未普及的八十年代,国内对计算机的培训教学,主要有两条路子:一是开始就学Basic,学到会用Basic编程,让计算机背3.1415926……你就成初级程序员了;另一条路子是开始就学二进制,学离散数学,学计算机结构,学汇编语言,学到你会调用各种中断,你就算高级程序员了。在今天看来,那真有点不可思议,而这一切都要在DOS的环境下运行。

对了,当时还有一段时间很流行用电脑程序算命,最搞笑的是有次两个女孩吃饱了没事干,愣头愣脑地用程序算未来夫婿的生肖。结果出来后,一个女生大喊:“啊,我找的怎么是狗!”另一个迫不及待地接道:“我是猪!”这个笑话我们大三学界流传了很久,“我是猪”,也成了DOS时代一个无厘头的注脚。

如今,在马不停蹄地学习VC、VB、VF、PB的时候,我们常常怀恋青涩的DOS年代:那些简陋却刺激的赛车游戏和美妙的中断。或许,在以后的某个日子,许多在DOS年代长大的人,会像怀恋APPLEII一样,重新在Windows2000上写一个DOS模拟器。若真有那么一天,那些坐在电脑屏幕前的人,又将是怎样一种心情?

(十四)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活——写诗、弹吉它、泡图书馆
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活——写诗、弹吉它、泡图书馆
有人说,当你开始怀旧的时候,就说明你已经老了。可回头看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活,那份求知的欲望、骨子里的理想主义、简单平静的生活是那个时代与那群年轻人的标志。

最纯粹的东西往往源自大学校园,就像那时烈烈扬扬的诗歌。它让徘徊在暗地里的学子不再甘于沉默,并且给了他们一双飞翔的翅膀,使其俯仰于大地之上。他们疯狂地写诗,课桌上,手抄本里,给女孩子的情书中,以温湿的血,以锋利的笔尖,发泄潜藏于胸的爱怜和憎恨。这是一群做着迷梦的孩子,他们把诗歌视作太阳,追逐并匍匐于朝圣的路上。宿舍里的蚊虫和挥之不去的汗臭养育了他们的灵感,皮肤上被叮咬的痕迹是粘合着真情的,那些疮疤和旧伤口成为一种纪念。幸亏诗歌的国度足够大,也能容纳几颗敏感易碎的心,而构思中的苦痛则得靠时间来抚平。走在校园里,你轻易就能把那些青春派诗人从浩荡的人群中区分出来:长头发,神情疲惫,眼球里布满血丝,洗得发白的牛仔裤……“让我们写诗吧!”成了那个年代最鼓舞人心的口号。人,终究是要选择一种生活,我们也许穷尽一生也成不了大师,但没有谁能阻止我们诗意地栖居着。这,就是诗歌的力量。

在大学里,与诗歌的吟哦声一起鸣唱的还有华美的吉它和弦。《没有抵达过的城市》《青春》《恋曲1990》……一首首校园民谣从指间滑泻而出。在那个年代,我们不炫耀技术,低哑的弹唱中自有一种忧伤与美感。物质与精神的双重饥渴让学子们选择了吉它,清丽的歌声伴我们度过了很多平淡又平凡的日子。吉它声像一树一树的花开,使人的心灵柔软起来。而有了音乐的铺陈,自然就少不了缠绵的爱情,它们朝夕厮守,相伴不离。多少个皮肤白皙的男生,倚在爱慕的女子窗前,用吉它倾诉着自己的思念。他们唱“卡朋特兄妹”,唱“披头士”的老歌,唱“保罗·西蒙”,还唱《Yesterdayoncemore》……后来,学子们又有了崔健,激进的吉它声开始响彻校园。它们热烈昂扬,毫无矫饰,完全是率真性情的流露,听起来十分感人。那可不像如今,吉它完全变为一种道具,成了经验与技艺的显摆地:男生长发飞扬,唱得如泣如诉,女孩子便十分配合地蜷紧拳头放于唇边,大呼——好感动啊!

八十年代把我们对知识的渴慕推上了大气的高潮,所以那时的图书馆总是爆满,学子们滤去心头的喧嚣,把指间明灭不定的光阴握牢。萨特、弗洛伊德、尼采……被我们争相诵读,它们有些凌空高蹈不食人间烟火,却是手执书卷的男女之间交流的通行证。“今天你萨特了没有?”就和“今天你吃饭了没有?”一样稀松平常。那时的图书馆里,厚重的大书全部齐齐整整地码在樟木架子上,年代久远的古籍一翻开就会呛你满鼻子的灰。那会儿最受欢迎的是北岛、舒婷、顾城、江河和他们的朦胧诗,但“金庸热”“梁羽生热”“琼瑶热”“三毛热”“亦舒热”“领袖和知名人士传记热”一样是那个时代的阅读特征。人们沉着安稳地排了队,揣本英文书,口里念叨着洋码儿,实在挤不进去,就脱了皮鞋垫在屁股底下,照样地如痴如醉。图书馆还是生产艳遇的温床,嫌恶抵触时故作深沉状,情意相投便立马脉脉含情,那地方成就了多少段感人肺腑的爱情?

当然,每个年代都有些鲜亮而无法忘怀的往事,看看如今十六七岁的孩子,都开始像模像样地怀起旧来。而如今很多年过去,那些黯淡了的大学生活,还有我们曾经缱绻唱过的歌,又该交与谁来和?

(十五)八十年代的美女——张瑜、陈冲、刘晓庆
八十年代的美女——张瑜、陈冲、刘晓庆
现在你要冲到街上大喊一声美女,那回头率肯定是百分之百。如今中国的老百姓还是很宽容的,只要你肩膀子不抽,脖子儿不斜,都可以杀入美女的行列。所以,那些不回头的肯定是抱着孙子的老大娘,抑或先天性耳疾患者。

而在八十年代,那“美女”可真是货真价实,充不得半点儿水的。翻开当年的电影杂志,全是一溜儿的摩登女郎。那时的电影聚焦了所有的时尚热点,今天已难以想象其盛。杂志封面多是红极一时的女明星:张瑜、陈冲、刘晓庆……衣裳的颜色赛过彩虹:泼辣的黄、刺激的红,各种艳丽而含混的杂色。那时的美女,浑身泛滥着色彩,喜气而靓丽。

1980年,张瑜凭着在电影《庐山恋》中扮演的归国华侨女青年和在《巴山夜雨》中前后思想有很大转变的女红卫兵两个形象,成为“金鸡”、“百花”双料影后。1981年可称为张瑜年。她又主演了影片《知音》和《小街》,这两部影片,特别是《小街》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小街》中张瑜男孩般的短发,就像《罗马假日》中奥黛丽·赫本的短发一样,在单纯稚嫩的女孩子中间,引发了短发风潮。剧中她的短发和高领羊毛衫,给当年刚刚从封闭中觉醒的国人,带来一种疯狂的“时尚流行”。

而十八岁就红遍了祖国内地的“小花”陈冲凭自己的英文功底成为最早走出国门的女影星。此后,她开始了在美国左冲右突的生活。为了争取角色,陈冲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形象,从清纯亮丽的“小花”一举成为《大班》中性感艳丽的妓女,从而引起国人大哗。过于西化的形象,大大限制了她所能饰演的角色范围。陈冲面临着两难的困境:在好莱坞找不到东方主流角色,在中国又很难找到合适的身份。她几度表示希望回国拍戏,当演员当导演都行。但陈冲就是这么尴尬:中国人早已把她目为“老外”,而外国人仍把她当东方人。

美女大会战,自然不能不提到一个重磅级人物——刘晓庆。电影《小花》不仅捧红了唐国强、陈冲,还捧红了刘晓庆。在整个八十年代,她先后主演了《芙蓉镇》《春桃》,特别是主演《垂帘听政》和《火烧圆明园》中的慈禧太后,使刘晓庆红得发紫,这可以说是她演艺生涯中最辉煌的时期。她长期占据娱乐版头条,霸气令人称绝。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在盐碱沙砾中成长起来的“花儿”——《快乐的单身汉》《大桥下面》里可庄可谐的龚雪;《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中清澈如水的沈丹萍;因《红牡丹》《赤橙黄绿青蓝紫》而红极一时姜黎黎;还有号称“天下第一嫂”的王馥荔,《天云山传奇》《咱们的牛百岁》中,她演尽了中国妇女的温柔、贤良……

而美女们的装饰也像漫天烟火,各出其彩:乌漆的浓眉,彩蕴的眼影,两团庆丰收式的腮红,油汪汪的大红唇膏。那时,进口化妆品还很鲜见,“露美”“美加净”“凤凰”“霞飞”等国产化妆品广受欢迎。

发型也是丁点儿马虎不得:爆炸式、万能头和最普及的额发高耸——恰似一卷飞檐,满是不管不顾的勇气。

写在八十年代美女们眼际眉梢的全是绽放的狂喜;是相信“明天会更好”的乐观精神;是“风雨兼程”投入大时代的热望……她们的精力和意志似乎是没有穷尽的,每每令人畅想起孕育这些遒劲鲜花的八十年代风云。

遗憾的是,现今的美女们都“工业化”了。而昨日的风景,早已被时光打磨得掉了颜色。

(十六) 八十年代由鼎盛走向没落的曲艺——京剧、相声、评书
八十年代由鼎盛走向没落的曲艺——京剧、相声、评书
八十年代可真是个黄金时代,猜谜、变戏法、玩升官图、打扑克、看电影、听收音机、观变脸儿……那可是各出其彩,你不搀和一下心里会堵得慌。就拿那歌坛来说吧,什么西北风、港台风、现代摇滚……噼噼啪啪,闹腾得红红火火。而咱们今儿个可就不给它们捧场了,得转个话题,来说说那消隐了的风景——戏剧曲艺。首先提的是曾被老百姓视为国粹的京剧。京剧发展到今天,可得用“风雨”这顶量筒来计。在那隽永绵长的咿呀声中,多少人从童颜走向了鹤发,多少个年月从森然的戏台上浩然行过。那一出戏、一段唱腔、一个身段、一个眼神,见的都是真招儿。唱、念、做、打,一招一式都得演得分毫不差,俗话叫“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没有十几年的修为你就上不了台。那戏台儿也是分个三六九等,金碧辉煌的等着有钱的看官玩转,朽木搭筑的照样能尽扫寒酸,唱得个一曲三叹。上档次的戏院,票友们桌边儿会温上一壶碧螺春,手心拈了两把五香瓜子,脑袋瓜儿晃悠,边看边嗑。看到动情处,掌心如化雪般湿糊一片,分不清哪里是涎水哪里是眼泪。拙陋一些的片场,通常都藏在小巷子里,那尖细的声音从弄堂深处袅袅飘来,感觉就像在暗夜里摸一块千年老玉,周身毛孔似被熨斗熨烫过舒爽通透。京剧还讲究一个“戏”字,那“戏”全都写在了演员身上,从“苏三离了洪洞县”到“今日痛饮庆功酒”,眼波流转中,水袖如白瀑般挥泻下来,一旁的观者早已在梦境中游。不过,如今的京戏早已退守一隅,在公园角落,江滨,堤岸边敞开了门户,但毕竟已是寥落,不复当年的风光。

再来聊聊相声,它发展到现在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到八十年代可谓盛极一时,那“说、学、逗、唱”制造出的气氛像嘎嘣脆的茴香豆,老少咸宜。早年,相声一般都是撂地卖艺,没料想老百姓就喜欢这玩意儿,它身价“蹭蹭蹭”就跟着往上攀,后来进了杂耍馆子,与带唱腔曲艺搭配演出,再后来,就挺进电视荧屏,在上面占据了半壁江山。相声最初时兴冷面滑稽,言语极少,全靠肢体表演吸引人,腰身晃动,四肢摇摆,那模样儿像在空气里画天书。之后,单口、对口、群口相声都搬上了舞台,这门艺术算是彻底活了起来。相声可比小品省事多了,不需要任何舞台道具,也不要任何灯光效果,演员们站在舞台上,凭的就是一双嘴皮儿,张口便来。它还是个实打实的活计,演员们要能闯出点名堂来,当真不容易,那是一腔一调对着镜子看口型,练表情拼出来的,多少愁苦寂寞都得打落了牙往肚子里咽。记得以前电视里一位老师傅,穿件黄马褂儿,说的是单口相声,那折扇子当堂一拍,绝活就使了出来:一会儿学飞禽走兽叫唤,一会儿学小两口吵嘴儿,一会儿学磨剪磨刀的吹喇叭,一会儿学小孩子撅着屁股逗蛐蛐声……我们哥儿几个崇拜得不行,将那段子活灵活现地学给隔壁的三儿听,他昨晚贪睡没赶上趟儿,立马把肠子都悔青了。那会儿最出名的相声演员要属牛群冯巩这俩搭档,他们表演时注入了许多新鲜的元素,频频在晚会上露脸,一出场便博得满堂彩,在当年很是热火了一阵。

相声告一段落,可就该说评书的出场了。据那些老艺人们传说,评书的南北两支派,都是明末清初柳敬亭传下来的。初时,说评书的这个门户,于清雍正十三年在掌仪司立过案,还有皇家颁发的龙票。早年,评书本是说唱相兼的玩艺,有如现代的西河大鼓、乐亭大鼓,说与唱相辅相成。只因光绪年间听书的多为一班太监,因此,被宫中慈禧所闻,传其入宫。但宫中可是禁地啊,哼哼唱唱多有不便,后来就改用评话演说,这艺术终于登上了大雅之堂,得以流传下来。发展到十多年前,评书就在茶馆里安了家落了户,老爷子老太太花上几块小钱,偏着头摇着蒲扇,听得如醉如痴。如果是在小县城里,说书的地儿筹备起来就更简单了,在甬道两旁支几根木柱子,用塑料薄膜搭了块花帐篷,再摆上长板凳,围成个长方形的场子,说书的往木箱子搭作的台上一站,就成了气候。说评书者多是些暂时驻脚的异乡客,他们光说不唱,其道具不过醒木一块、手绢一张、折扇一把。秉持传统的艺人开书时会先念一套赞词,多是赞以上三种道具,然后才转入正题。所说的书目任其发挥,题材杂乱,有袍带书《三国》《西汉》;有长枪书《精忠岳传》《英烈》;有短打书《水浒》《七侠五义》;神怪书《西游记》《济公传》;还有小段的“片子活”《崂山道士》《梦狼》《画皮》以及重新演绎过的《林海雪原》《烈火金刚》等。说的撑开了嗓子气儿,分外地精气神足,听的早已沉醉在意韵悠长的历史典故里,香汗淋淋,五体通畅。

现今,这几样当年热火的“精粹”容颜已逝,它们步履蹒跚,像拄着拐杖的老妇,脸孔上的脂粉被风雨摧残得掉了色。那些清丽的丝竹之声,隐隐中透出一股浊重喑哑的杂音。又想起有位听京戏的老者,抱了收音机倚在红砖墙前,守着黑黑的煤炉子,满眼莹莹的泪光。他周身被一层红晕笼着,嘴角的烟灰掉下来,他慌忙伸出手去接,耳边的戏曲还在唱:“说什么天长地久到白头,到如今夫妻们难久守,谁知恩爱反成仇……”他像捧着一段老去的历史,掌心已是落满尘埃。

(十七) 八十年代老百姓的生活细节——的确良、排队买菜、水泥地白灰墙、自行车

二十年前的男孩子,标准的形象是脚踏一双白球鞋,穿条蓝布裤,胳膊肘上套件缎面般软滑的的确良。他们理个寸头往街边上一站,就是彻头彻尾的“酷哥”一个,保准让现在赶时髦的年轻人无法盗版。而当时正处于豆蔻年华的女孩儿家,自然也不堪寂寞,她们穿红蓝的碎花长裙,边角上还小心翼翼地打了褶。而最会装扮的姑娘则穿质地是的确良的白裙子,为防止走光,她们又套上一层衬裙,走起路来裙角飞扬,像尘嚣上的一片云天,端的是仪态万方。的确良在那会儿是精致生活的标志,我们常穿着它在街头游荡,心中是满满的期待。那种单纯的憧憬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可供吟哦的:身上的确良与沿途的街景互诉着衷肠,晨风扑满我们的白衬衫。可多情的女子只是远远地朝我们微笑,大家伙儿酝酿了半宿的等待最终落了空。

想起那时候的穿着可是生生灭灭,一代换一代的,相对而言,八十年代初期的“食”可要朴素许多。我们冬天吃得最多的是自己存的大白菜,家家都腌些雪里蕻、芥菜疙瘩。来年清明再把它们用腌汤熬熟,晾干,就能消受好长一段时间。可老这样吃下去,非得跟一非洲难民似的,所以没辙了,只能排队买菜去。按规定花生油是一人每月半斤,凭票供应。猪肝粉肠还算是稀罕物,要想买就得到供销社找熟人走后门。那会儿排队的可真叫一个挤啊,你踩我的脚,我碰你的肩,熙熙攘攘中全是磨拳擦掌的呼喊。下雨天那就更惨,瓢泼的雨水夹杂着稀泥从乌黑的瓦楞上倾泻而下,衣领裤脚星星点点淌满了霉斑。无数双手捏着零零碎碎的毛票吆五喝六,而人一多,营业员的态度自然就不好,许多缩在母亲怀里的小毛头,都让国营肉铺里凶悍的阿姨吓哭了。再后来,冬天就有了大棚菜了,肉菜票也跟着取消,老一辈人的口里都念叨着社会主义好……

再说说八十年代的“住”。那时老百姓生活不富裕啊,肚皮儿没填饱,啥事儿都不敢瞎张罗。居民棚户区是一片连一片,站在一个制高点往下望,那可真叫壮观。这城市的犄犄角角都让黑洞洞的砖瓦房填满了,东家的吵骂声,西家的窃笑声,还有天空掠过的灰鸽声,满满当当全是闹腾的景象。砖瓦房也是斜斜地搭着,朝不保夕,随时准备溃散的样子。而屋子里最时兴的就是水泥地白灰墙,简单实在,粗糙的沙砾,用手轻轻一刮,粉尘便簌簌地往下掉。白墙上的灰膏脱落后,被遮住的灰斑就细细密密地涌出来,像老人额角的皱纹,叫人看了免不了有些伤情。但家家户户的门庭都是如此,自然不会生出什么怨艾之心,刚涌起的愁苦之意便全在这粗砺的建筑里偃息了。

最后该念叨念叨那会儿最时髦的交通工具——自行车。它们常在小小的弄堂里或风驰电掣或东倒西歪,铃铛儿丁零丁零地响。年轻人把脱了漆的破车改装得面目全非,又古旧又摩登,在空旷处一拐一拐地玩着花招,搅扰着四邻的心。自行车最好的要属“凤凰”和“永久”牌,大人用它们带着小孩,晨送暮迎,一条条巷弄在他们身后移动着光和影。那时候,街上难得一见进口车,而谁家里摆着几辆自行车,也是件很值得夸耀的事儿,我们就调侃着把自己的坐骑叫做“宝马”或者“卡迪拉克”,骑着它们在老旧的街上长风万里。最靓丽的风景就是帅小伙用自行车驮着一大姑娘,唱着歌儿穿街走巷,真的是羡煞好多街坊。那晃晃悠悠的单车算得上是八十年代的底,它们是唯一能挽留住时光纪念碑似的东西。现在,停下来再回过头去看,那些往事全都落满了光阴的残骸,我们只是轻轻地一转身,它们便随风散尽了。

注:此文并非本人原创,归类于“文摘”。我本来是一个怀旧的人,所以转于此地。其中大部分的回忆,在我的儿时也是经历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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